流動-長居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見到的是26歲的劉雪菲。她正穿著白色棉睡裙躺在天臺上看云。大理傍晚風大，云層溜得飛快，玫瑰色的太陽還沒掉下山頭，月亮的輪廓就已升在洱海之上。

去年6月之前，劉雪菲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務工作，月薪一萬。7月辭職后，她到大理生活了三個月，10月回北京，在首都機場時她依然確信自己會留在大城市，但僅僅一個小時后，她就主動修改了自己的命運——她走進胡同里30平米的租房，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回到原來的狀態。

回到大理古城，劉雪菲租了一套面積60平方米的屋子，坐北朝南，陽臺上放著高腳凳和空啤酒瓶，屋里放著新做的木制畫架。她把這里改造成一個小型工作室，做法律公眾號、接法務咨詢，同時利用自己的繪圖特長做一些兼職。但在劉雪菲心里，法律始終是她認識世界的切口。為了在目前最想久居的地方從事最想從事的工作，不久前劉雪菲去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應聘。學歷、工作經驗都沒問題，對方只提出了一個擔憂：你如何保證自己會在這里長居？

大理是一個流動的場所。

剛搬到大理時，寬寬曾經擔心：到大理生活的人會不會越來越多？那些在大理留了很多年的人卻氣定神閑地告訴她：“不會，好多人來了也會走。”

在古城，拐角的墻壁上都層層疊疊地貼著客棧轉讓、店鋪轉租的信息。“最熱鬧的人民路上隔幾天就會換一批店面。”老大理人喜歡用略帶夸張的語氣說。

四年半前，23歲的牛牛剛到大理時，那些已經在此生活多年的朋友們打了個賭：她不會呆在這里超過三年。

“他們覺得這個年齡的人沒有長性，不適合做這件事。”牛牛說。

2011年，牛牛曾在雙廊住過一段時間。因為生病，她到衛生所打點滴，醫生扎好針后就把她“趕”到院子里：“你可以一邊曬太陽一邊掛水。”牛牛挪到外頭，滿眼都是和醫院不相符的生活畫卷：護士們洗頭、洗衣服、哄小孩……那一瞬間她覺得大理太溫情了。一年后，牛牛決意離開北京，這里成為首選之地。

作為一個以農業和旅游業為主的城市，大理并不能提供與北上廣旗鼓相當的就業環境。對很多在大城市從事朝九晚五工作的人而言，要在大理持久生活，從事民宿、餐飲行業是門檻較低的選擇。2011年環洱海旅游景觀公路全線貫通以后，大理旅游業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萬人次，同比增加近20%。洱海旁的房租隨之上漲，一位2012年去雙廊開客棧的老板說：“那兩年海邊的房租都是接近十倍的漲幅，從兩三萬到二三十萬。”

一心想到大理開客棧的牛牛已經去不起海邊了。“如果背負太多債務，我會覺得和留在北京沒有什么區別。”牛牛太抗拒她原先在北京的生活狀態了：要和身邊所有人搞好關系、要在應酬上阿諛奉承，每天凌晨一兩點才能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又得化好妝、戴好面具出現在公司。

牛牛向家里要了點錢，以每年兩萬的租金在距離紅龍井城門四百米的蒼山腳下找了一塊一畝三分的地。院子剛剛建好時，周圍的村子還是一片荒蕪。牛牛沒有在馬路邊設客棧路牌，因為自卑。“我覺得和大理民宿攻略中頻繁出現的那些設計師手筆相比，自己院子做得太差了。”

剛開業的兩個月，牛牛沒有迎來一個客人。她滿腦子想的都是要證明給父母和原先的同事看，自己從北京來云南是個正確的決定，可當她坐臥不安地守在院子里時，她卻發現這根本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她根本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感。那時她太怕孤獨了，給每一個在大理的朋友發信息：“今天你能過來玩嗎？聊聊天，什么都行。”她原以為可以讀一些在北京時沒空讀的書，卻發現根本沒心思，滿腦子想的都是：為什么還沒有客人？

狀態跌入低谷，她開始質疑自己做客棧的意義，同時開始追問：我離開北京是不是一個錯誤？

大理政府發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態保護區核心區內的餐飲客棧服務業一律暫停營業，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環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棧紛紛關停，在建項目也被迫停止。

情懷-真實

2010年8月，我第一次來到大理，逗留兩日后從大麗路搭車到雙廊。當時的雙廊還是尚未開發的白族漁村。我住在玉幾島的一家白族民宿里，每日房費80元，屋子旁邊就是楊麗萍的太陽宮。坐在客棧的紫藤花架下，能看到郁郁蔥蔥的南詔風情島和碧波蕩漾的洱海，能看到光著膀子的孩子們劃船到湖中央，像蚱蜢一樣跳進水里游泳。

2015年3月，雙廊旅游業最為火爆時，我再次來到這里。與我當時居住的香港相比，這里氣候干燥、天地開闊，午后陽光直剌剌刺在皮膚上，有種都市里難得一見的坦蕩。從大理下關開出的中巴車上，擠滿了穿白裙子的女生和掛著單反相機的男生。從海西拐到海東，人們拉著扶手隨汽車搖擺，如地鐵開動時人們對身體那種整齊劃一的失控。當時的雙廊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工地，所有看得到洱海的地方都建起了房子。我企圖找到五年前住過的那家民宿，終告失敗。

據統計，2012年雙廊鎮的游客是135萬人次，2013年突破150萬，而到了2016年，這一數據上升到了320萬。隨著游客增多，雙廊鎮客棧的數量從2012年的一百多家發展到了2016年的五百多家，其中有70%證照不齊。

“大理是張網，自投羅網的外地人，如蜘蛛網一樣締結著外面的世界，創作、修身、經商、吃睡。”出生于雙廊的趙一海說。他曾就讀于華東師范大學，畢業之后做過五年記者。在他的認知中，大理人的宿命就是回故鄉。“一是大理氣候舒適，二是很多地方經濟落后，回來會有機會，三是大理人的性格沒那么爭強好勝，因而不太適合大城市的那種競爭。”

2015年，趙一海回到雙廊，在自己的祖宅基地上新建了一個二層小樓做客棧，毗鄰楊麗萍的太陽宮。他說雙廊就像一個怪物，既不是城市也不是農村，卻也因此博得了人們的喜愛：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沉醉于田園風光。

在銀翹眼中，雙廊則更像是中國的縮影。“從我們到這里開始，雙廊就是一年一個樣子，拆遷、蓋樓、變城市……中國用三十年時間走了西方國家兩百年走的路，雙廊用五年時間走了其他景區二十年走的路。”

2010年，曾就職于新華社的陳陣在天涯論壇上發表了題為 《逃離北上廣，愛大理更愛雙廊》的文章。他在文中稱，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經常疑惑自己呼吸的是空氣還是尾氣，經常不知道喝哪種水才最安全，在菜市場看見個頭越來越大的蔬菜，腦海中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轉基因的畫面……他說：“交通擁擠，空氣污濁，北京越來越不再是適合居住的城市。”他先后考察了廈門、桂林、三亞等地，直到來到大理，他才感覺自己找到了“詩意的棲居地”。

“我正好趕上了大理最美好的時代。”4月29日，我在古城一家咖啡館見到了陳陣。他姍姍來遲，說話語速偏快，喜歡用手攏住半白的長發，聲稱自己有一種“敏感的不安全感”。回憶起2010年剛來大理時的場景，他流露了了采訪中少見的溫柔：“現在的大理跟我們那時候的大理是兩個大理。我們那時候有好多完全的自由人，每個人都有獨立的人格，這場小酒喝完馬上就是下一場。別人從來不問你干什么，你就是你，而不是客棧老板。你有趣，就跟你玩，不有趣就不跟你玩。現在很多小業主就是來掙錢的……通常都會通過你的職業去區分三六九等。”

前一天晚上，陳陣就在這家咖啡館送別了一個在洱海邊投資2000萬、但還沒有正式投入運營的朋友。根據大理政府專項整治通告中提出的“總量控制，只減不增”原則，餐飲、客棧等經營性場所將暫停審批——這意味著這筆投資短期內將不可能回收。

朋友一邊哭一邊埋怨他：“不都是你嗎？說大理好，我們才來的。結果我們把北京的房子賣了，在這里變得一無所有。”

陳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過了好久才安慰道：“誰也沒辦法拒絕坎坷，總有一天生活會好起來。”我問陳陣：“你相信嗎？”他捋了捋耳后的頭發，笑道：“不相信。”

“千萬不要把大理太烏托邦化。我最怕這一點了。過去幾年大理為什么來了這么多人？媒體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搞得個個都要來這里抒發自己的情懷。”趙一海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刀光劍影，好的生活其實是自己給自己的。”

被問及“你看到的報道與記憶中的大理是否相符”時，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毫無關系。”

風險-保障

“政策風險、市場風險、社區風險。”一位2012年到雙廊開客棧的老板這樣總結自己身負的壓力，“政策風險是指行政力量對旅游行業、民宿行業的管理，市場風險是指越來越大的市場競爭，社區風險主要指房東隨時可能毀約。”

五年前他籌建客棧時，曾因為不斷追加投資而被迫求助于高利貸，所幸之后生意不錯，很快就收回成本。他將自己稱為“夾縫中的人”：“需要自己解決很多棘手的問題，但有時候為了經營，你得要美化大理。”

從事法律工作的劉雪菲說這里非常缺乏法律意識和契約精神，房東毀約鬧上法庭是非常普遍的事。我接觸的數十位客棧老板中，幾乎所有人都遇到過各種形式的“被漲租”。

為了最大程度地規避風險，銀翹特地找了一個在當地政府擔任職務的房東。簽約前房東拍胸脯表示自己懂法，不會亂漲房租。可到第二年，房東就找上門了。

“合同在這兒就是一紙空文，打官司法院判你贏了也沒用，他還會來搗亂。”銀翹說。有一回她房東喝了酒來客棧里撒潑，踢了她的狗還砸壞了玻璃，后來也只能不了了之。有時候房東也會帶著他的朋友到院子里喝茶，介紹說：“看，這是我們家院子。”

“可笑嗎？他租給你了，但這房子永遠是他的，租期里也是他的，你只是暫時住在這兒而已。”銀翹有點哭笑不得。房東以各種手段要求漲房租之后，雙廊的一些客棧老板甚至考慮過請保安公司，后來覺得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才暫時擱置。

既有本地人的身份，又曾在大城市見過世面，趙一海成為了兩邊共同認可的公約數。但他覺得自己的位置非常尷尬：“幫本地人說點話，外地人就覺得你終歸是本地人；幫外地人說話，本地人覺得你已經向外地人投誠。”

他說，外來人口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斷增加，自然會發生沖突。關于這個問題，他轉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周末時，趙一海的一個朋友去蒼山上的取水點取水，看見一個開著北京牌照越野車的人拿了五六個大桶在拼命接水，每個都是飲用機桶裝水的容量。一個本地的老人拿了兩升的瓶子湊過去問：“你能給我先接一下嗎？”對方答：“沒看到我正在接著嗎？”

大多數外地移民都認為自己為大理帶來了新的理念與技術，也為大理本地人提供了很多不錯的就業機會。以趙一海的說法，現在反應激烈的雙廊客棧老板們都有一種功臣的心態：我曾經為此地發展做出過貢獻，你們現在卻這樣不留情面。但他也理解他們的不安。“政策確實不確定，他們害怕后面會不會有更嚴厲的措施，所以就會對未來產生一種恐慌。”

洱海西部的一個客棧老板把恐慌的另一來源歸咎于租房：“如果房子是自己的，我就不會那么焦慮，大不了自己住，可是眼看著租約一天天減少，卻無能為力。”

銀翹也因為這次的停業風波有了一些觀念的改變。1964年出生的銀翹曾在北京、深圳長期生活，卻至今沒有買房，也沒有結婚生子。她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拒絕被世俗力量規訓，現在卻意識到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她說：“做生意一定要考慮政策因素。”她打算等洱海邊的客棧恢復營業就將它轉讓出去，自己去貴州山區。但這一次，再也不能租房做客棧了。“一定得是自己買的，至少得有40年產權、有房產證保障的。”

房子如金鐘罩，來到大理尋找新生活的人們很容易又被裹挾進一場安全感捍衛行動之中。

“大理古城附近的房價漲幅很大，尤其是這兩年北京霧霾那么嚴重，來這兒買房子的人變多了，房價自然就漲了，這是市場規律。”一位姓劉的房產中介稱附近樓盤都很搶手，“有些好的、可能會出售的二手房房源，都有好幾個買家排隊等著。”

2016年年初，寬寬以五百多萬的價格賣掉了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排號預約過戶、等待賣方申請貸款，9月份拿到房屋尾款時，那套房子已經漲了兩百多萬。可當她算總賬，卻發現自己并沒有虧：她以每平方米9000塊錢的價格在大理山水間小區買了一套不到兩百平的房子，現在這個小區的均價是2萬；她又在杭州市中心買了一套可供出租的房子，現在那套房子也已經漲了150萬。

“我在大理的這個房子，不斷有人問我要不要賣。北京的朋友也經常托我在大理看房子，可中介說現在都沒房子了……”寬寬說，她很多朋友的移民行動都停滯在“我買到房子就過來”這個點上。“其實沒房子，你也隨時能過來，但大家想的不是先怎么去改變，而是要先買房子、有個寄托……這其實還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原有的標簽和目錄上。”

對于已經實現相當程度財務自由的寬寬而言，房子已顯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對于想長留大理的劉雪菲而言，這卻是為數不多可以表達忠誠的機會。

5月6日，我再次見到了她。她已經得到了大理下關那個律師事務所的職位。面對能否久居的質疑，她最終這樣回復了對方：我打算在這里買房。